作者:刘晓晓 刘志成 许海滨
来源:《全媒体探索》2025年7月号
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与媒介技术变革,“地方—国家—世界”的层级结构被打破,地方成为他国了解本国的新窗口。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“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”,为地方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时代坐标。地方主流媒体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、贯彻国家战略布局的关键之举,这一进程不仅有助于地方形象在国际舞台上的塑造、拓宽跨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,更是地方主流媒体在新时代背景下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。
01
地方主流媒体开展国际传播的现状
近年来,在“大外宣战略”“走出去工程”的引领下,全国范围内以“国际传播中心”为名的地方传播机构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。据不完全统计,我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数量突破150家。地方国际传播中心逐渐从对外传播的“幕后”走向“台前”,从“旁观者”转变为“辅助者”甚至是“引领者”。
地方媒体立足实践、发挥特色,与中央媒体协同互补,成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。在传播方向上,地方媒体深耕基层,更加贴近中国故事的源头和实践现场,在讲述接地气的故事方面更有优势;在传播内容上,地方媒体依托各地独特的历史、民俗、产业等元素,展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格,为国际受众勾勒出一幅丰富多元的中国图景。
长城国际传播中心由长城新媒体集团于2024年1月10日创建,以“全球视野、融媒特质、河北元素”为特色,着力打造了“1+2+4+N”的立体化传播格局,成为“讲好河北故事,推进国际传播”的重要平台。
本文以长城国际传播中心的实践为切入口,探讨地方主流媒体多元立体化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及创新策略。
02
长城国际传播中心的传播策略
(一)叙事:以“他者”视角讲述地方故事,实现情感共鸣
情感具有黏合作用,可以形成建构社会结构的情感纽带,促成空间认同和情感归属。因此,情感共鸣无论是在表征国与国合作交流,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,都具有超越外交手段的重大价值。在对外传播叙事中,选取小切口、小角度素材,结合“他者”视角,可有效增强故事吸引力。
“他者”视角强调通过外部观察者的立场来呈现和解读事件,可突破主体自身的局限性,为叙事注入更为多元的认知维度。
长城国际传播中心充分挖掘河北地方文化特色,策划推出了系列短视频“特色奇遇‘冀’”和“印象河北”,通过外籍人士的亲身体验与观察生动展现河北故事。比如,俄罗斯谢丽娜来到河北定州体验古老的缂丝技艺,阿富汗马莉走进河北曲阳探寻定瓷的烧制技艺,美国艾米莉在张家口坝上地区感受新能源产业发展。这种“他者”叙事相较于本土叙事具有更强的代入感和说服力。截至2025年4月,“特色奇遇‘冀’”被多家央媒转载,单篇浏览量超240万,海外社交平台总浏览量超4800万、转评赞等互动量超60万。
可见,受众更易接受“他者”现身说法的叙事方式,因为这种方式既保持了文化传播的真实性,又避免了文化输出可能带来的抵触情绪,从而实现了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。
(二)视听:技术赋能,打破传播壁垒
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·贝尔指出:“当下,视觉观念占据主导地位。声音与景象,特别是后者,不仅构建了美学体系,更牢牢吸引着受众。”
随着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,国际传播的创作策略正经历深刻变革。视听结合的多模态话语凭借其直观生动的特点与较低的文化折扣,为受众带来了更丰富的感官体验。地方国际传播借助这些视觉策略,可有效突破时空、文化、语言区隔,全方位、多角度为海外受众构建起多元的中国形象认知。
比如,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之际,长城国际传播中心推出创意手绘长卷《中国大运河·千里共婵娟》,以全景视角生动展现运河的发展脉络。作品融合插画、手绘、摄影等多元视觉元素,采用多样化的视觉语言与扁平化的视觉风格,让硬核内容巧妙“软着陆”,为受众带来沉浸式视觉盛宴,有美国受众看到此视频专程前往沧州大运河感受千年大运河风光。
又如,在河北省第八届旅游发展大会期间,长城国际传播中心发布的《诗意中国》借助AIGC技术将生成的背景与真人融合,用科技连接古今,让受众跟随外国友人沿着诗词足迹旅行,视频在海外播放量超80万。
(三)渠道:推进平台化建设,扩大国际“朋友圈”
在媒介化不断深化背景下,平台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,具有跨境、跨族群、跨语言等全球传播的特点。近年来,地方主流媒体积极拓展海外传播版图,搭建起架构清晰、影响力强的国际传播平台。
长城国际传播中心不仅依托冀云客户端、长城网等自有平台开设英文频道,还布局了8个海外社交媒体账号,其中“ihebei”海外平台账号已积累100多万粉丝,发布稿件4000余篇,形成了稳定的国际受众群体。
在渠道扩展方面,长城国际传播中心与巴西戈亚斯州政府外事办及ABC电视台建立战略合作,创新开展“中巴记者联合采访行动”,通过为期两个月的深度互访,制作了“探访巴西”“探访河北”等系列新媒体作品。这些作品不仅被中国驻巴西大使馆收录为庆祝中巴建交50周年的重要成果,其大型直播报道《跨越山海展通途》更获得南美洲上百家媒体转发,实现了传播效果的指数级增长,有效提升了中国地方形象的国际认知度和影响力。
03
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的优化路径
近年来,各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创作实践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:内容生产主要围绕重大国际活动报道、地方城市主题外宣片以及内宣作品外译三大核心板块展开。这种以机构主导、官方叙事为主的传播模式虽然保证了内容的系统性和规范性,但在跨文化传播效果上却存在显著局限。
值得关注的是,真正在海外社交平台实现有效传播并引发广泛互动的案例,往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——以四川国际传播中心为代表的创新实践表明,通过精准定位“Z世代”(1995-2009年出生人群)受众,将三星堆文明有机融入《原神》游戏,采用年轻化、轻量化的表达方式,显著提升了用户的参与度和文化认同度。
因此,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要持续优化,探索传播的新路径。
(一)深挖地方文化资源,发力城市传播
“地方”不仅是地理空间,也是文化空间,具有历史积淀、集体记忆与情感寄托。前者是物质性存在,后者是精神性存在。这种双重属性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演进中得到了充分体现,孕育出形态各异的地域文化体系。
在实践中,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深度挖掘文化资源、彰显文化自信,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。一方面,通过凸显中外历史文化差异,能够有效激发国际受众的文化好奇与探索欲望;另一方面,借助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形象塑造,有助于构建多元立体的国家形象体系,从而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。
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应深入挖掘地方独特的文化资源,如当地历史遗迹、民俗传统、当地美食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,将其转化为具有国际吸引力的传播内容,打造“可见、可亲、可感”的文化体验。例如,贵州日报国际传播中心围绕“村超”“村BA”等地方特色名片,成功打造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品牌。
在全球化语境下,城市传播已超越单纯的空间范畴,成为文化认同与软实力竞争的重要场域。刘易斯·芒福德在其著作《城市发展史》中说:“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,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——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,更是文化的归极。”
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不仅要利用本土文化符号进行城市传播,更要通过在地文化符号的全球转译,实现从地方叙事到全球认同的跃迁。比如,北京可以依托天坛、故宫等建筑群,系统展现古都的历史纵深;上海可以通过石库门建筑改造与海派文化活化,塑造现代与传统交融的都市形象;作为新一线城市代表的成都,通过熊猫、美食等在地符号的全球转译,连续四年获评“国际传播综合影响力先锋城市”,其“海外社交亲和力领军城市”的称号印证了文化IP的传播效能。
实践表明,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对本土文化符号的深度开发,不仅能有效避免“文化孤岛”困境,更能为城市形象塑造和跨文化合作提供可持续的动力源泉。
(二)优化人才队伍,提升专业水平
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人才培养应当立足国家战略需求,构建“政治素养+国际视野+专业技能”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。
一方面,要着力培养人才的政治敏锐性,通过定期组织国情教育、外宣政策研习等活动,强化从业人员的家国情怀与政治判断力;另一方面,要注重提升人才的专业能力,特别是要培养既懂国际传播规律又掌握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。比如济南国际传播中心与山东大学联合成立了“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”,通过课程共建、师资共享、项目共研等方式,有效提升了人才的综合素养。
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是激发创新活力的关键所在。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,实施“能者上、优者奖”的晋升机制,设立创新项目孵化基金,鼓励人才大胆尝试新媒体技术和传播形式创新。在团队建设方面,要秉持“引进来”与“走出去”相结合的策略:既要积极引进具有国际媒体工作经验的海外人才,也要注重本土人才的国际化培养。比如,湖南国际传播中心通过重用海外留学人才,充分发挥其语言与文化优势;贵州日报国际传播中心则通过引进外籍专业人员,显著提升了团队的专业化与国际化水平。
通过构建多元化、开放式的人才生态,不断提升地方国际传播队伍的专业化与国际化水平,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。
(三)适应受众需求,释放计算国际传播效能
计算传播作为通过收集和分析网上行为数据,描述、解释和预测人类传播行为及其背后驱动机制的一系列计算方法,能够为国际传播中的舆情监测、受众描摹、精准分发、效果评估等环节提供有力支撑。依托大数据技术、社会网络分析、机器学习、自然语言处理等计算方法,地方国际传播主体可获取结构化的渠道、形式及受众数据,并开展探索性研究。
计算国际传播的核心在于以受众需求为导向,通过服务器日志挖掘、网页抓取、在线实验等方法精准把握国际受众的信息偏好,进而优化传播策略。比如,针对成长于数字时代、高度依赖社交媒体的年轻受众,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要通过在地化的网络话语,以更具亲和力的方式融入目标受众的社交圈层,通过话语的贴近性提升传播效果。
当前计算国际传播的技术实现主要依托三类核心方法:数据采集层通过服务器日志分析、网络爬虫和API接口获取原始数据;数据处理层运用社会网络分析、文本挖掘和计算机视觉技术进行特征提取和模式识别;应用决策层则基于预测模型生成传播策略。这种技术架构使得地方国际传播主体能够突破传统调研的时空局限,实现受众需求的动态捕捉和传播效果的实时评估。
实践表明,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国际传播中,通过分析海外社交平台的话题热度和情感倾向,可精准识别不同区域受众的关注焦点,继而调整叙事框架。因此,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要积极发挥计算传播的优势,确保地方声音和中国声音让国际受众“听得见、听得懂、听得进”。
04
结 语
在媒介生态深度变革的背景下,全球舆论场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。长城国际传播中心等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以多重策略建构,为地方形象的国际传播开辟新路径。未来,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应持续紧跟时代步伐,不断探索创新,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、塑造良好国家形象贡献更大力量。
(刘晓晓: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;刘志成:长城国际传播中心记者;许海滨: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,本文通讯作者)
本文刊于《全媒体探索》2025年7月号,原标题为《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效能提升策略——基于长城国际传播中心实践》,参考文献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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